家具作为日常生活器具，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家具装饰、材料、形制的选择，无不受人行为活动的影响。同样，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底蕴及生活水平，也可从家具的形制纹饰、制造工艺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具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物件，其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人直接或间接的行为参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明式家具的成功得益于明代中晚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市场消费的结果。

自20世纪30年代起，市镇研究逐步发展成经济史下的一个独立学科，学界专家如傅衣凌、范金民、王家范、李伯重等，均对明清时期的市镇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且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共识。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工商业市镇上。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从一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小知县视角观看明代历史发展，感受明代社会环境和百姓日常生活。卜正民按照时间顺序对明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叙述，并从多角度分析商业对明代社会文化带来的“纵乐”与“堕落”双重影响围。

江南地区依靠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受到学界的长期关注。历史学、经济学专家傅衣凌先生对明代江南地区的经济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明代中晚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主要表现在地域性农业、地域性分工、以及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

樊树志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中对江南地区四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进行了深入研究。将江南市镇整体风貌呈现出来，指出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发展的经济洲。

随着明代江南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明人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其中陆楫的“奢能致富”观念与封建传统观念相悖，吸引了大批学界专家的关注，出现了一批对明代消费思想的研究成果。

吴申元在《明代经济思想家一一陆楫》中，对明代经济思想家陆楫进行了简要论述，并介绍了陆楫的消费思想，认为陆楫的消费思想是明代经济高度发展下的产物，是新意识的代表，具有进步意义。陈学文在《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中着重探讨了以陆楫为代表的“奢能致富”思想，并将陆楫的思想概括为奢侈市易说、奢易为生说以及损益均衡说三个方面。

明代的文人雅士将自己对于家具艺术的理解整理成书，如明文震亨《长物志》将家具视为闲赏玩物，对家具的装饰、材料、位置等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此外还有明屠隆《考檠余事》叼、明高濂《遵生八笺》网、明李渔《闲情偶寄》蝴等，都是明代文人生活态度的展现，其中关于家具的记载是研究文人对家具需求的重要参考依据。

明《天水冰山录》中记载了严嵩被抄查时的资产明细，其中有部分记载了抄收和变卖的家具，是研究明代中晚期家具价值的重要资料。

明戈汕《蝶几图》则记载了家具的设计、制作，是研究家具发展的重要资料。

明代书坊版画盛极一时，一些具有写实性风格的刻本插图也为明式家具的研究提供另一条参考渠道，如明《麟堂秋宴图》、明万历闲雅集斋刻本《唐诗画谱》、明万历汪道昆《仇画列女传》、明《朱瞻基斗鹌鹑图》轴、明万历凌潆初《重订慕容喈琵琶记》、明崇祯吴兴闵《西厢记》等，这些绘画刻本中清晰地展现了明式家具的形制、结构及使用场景，是研究明式家具消费人群、消费环境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些传世文献的记载具有历史客观性，能够更清晰、直观地认识明代中晚期各阶级人群对于家具的选择、使用，为研究明代中晚期的家具消费行为提供可靠依据。小说、戏曲版画虽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但可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各阶层的家具使用情况。

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尤其是向江浙一带转移，直至南宋时期才基本成型。至此，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吴语区便成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重要经济支撑。

及至明代，吴语区在承袭了宋、元以来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使得吴语区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等多个领域。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艺术也逐渐显现，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吴语区内掀起了一股重商思潮，消费热潮也随之而来。在此背景下，吴语区的家具市场和民间家具消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经济发展下的物质基础

明朝初建时，国力孱弱、国库空虚，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安养生息”政策，以稳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如编制黄册，整顿户籍；编制“鱼鳞图册”，丈量土地；兴修水利，鼓励垦殖，恢复农业生产。同时，朱元璋还鼓励农民种植桑、棉、水稻等经济作物，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鱼鳞图册

吴语区依靠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桑蚕、棉花、水稻等多种不同的种植业，为吴语区人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在农业生产趋于商品化的情况下，手工业也作为商品生产得到了大力发展。其中，对手工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成化二十一年颁布的“以银代役”法令，解放了工匠的人身自由，也提高了手工业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明初，政府以匠籍制管理手工业者，将全国居民划分为民户、军户和匠户三类，并将匠户分为轮班匠和住作匠两种，匠籍世袭。

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颁布了“以银代役”法令，工匠可以通过缴银代替服役，这一措施使得工匠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极大地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热情，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木刻、竹刻、瓷器、漆器、家具等需要手工艺制作的领域均得到了飞速发展。

除了恢复农业、手工业发展，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政策，推动工商业发展。如明朝初期，明太祖驳回“工商技艺之子，不预士伍”的申请，指出该提议与孔子有教无类意见相悖，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下令减轻商业重税“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甚至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等皆可以免除赋税。商人地位的改善、赋税的减轻，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从商热情。无论是豪门贵胄，还是平头百姓，纷纷投身于商业市场之中。

蓬勃兴起的商业市镇

工商业城市的崛起是吴语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换言之，商业市镇的兴起与该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正如正德《姑苏志》称：“商贾所集谓之镇。”明代小说《鼓掌绝尘》同样描述到杭州内聚集了两京各省的商贩，人烟凑集，以至于“城池也宽，人家也众。”以上记载无不折射出，吴语区商业的繁荣发展，加快了人员流动聚集，促使市镇的兴起。

随着商品贸易的往来，吴语区内的一些中小城市、乡村也显得异常丰富和充满生机，市镇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正德年间，经济发展下，大批村落迅速发展成市镇。据历史学教授樊树志先生的研究统计，直到明代末年，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市镇数量达到357个。市镇如春雨过后的新芽，层见叠出，譬如苏州府吴江县，弘治时期所编修的《吴江县志》记载市镇数仅四个，及至嘉靖年间所修的《吴江县志》增加了两倍有多，达到十四个。

随着市镇一起发展的，还有市民阶层的与日俱增。在吴语区的地方志中，有关记载比比皆是。仍以《吴江县志》为例，盛泽镇“明初以各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缓为业，始称为市，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之聚亦且十倍。”又如震泽镇，明初以村名，村内居民只有五六十家，成化中至三四百家，而到了嘉靖年间，居民达到二三千家。类似记载还有很多，其无不反映出从明中期开始，市民阶层的崛起。

蓬勃兴起的商业市镇对家具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保障了家具材料的供给。在市镇化进程中，吴语区诸如南京、苏州等城镇，凭借水上交通的便利，将星罗棋布的市镇连接成四通八达的商品交易网络，为全国各地的木材运销提供了极好条件。随着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市舶司恢复通商后，商品贸易范围更加广泛，江浙一带得天独厚，与葡萄牙、日本、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紫檀、黄花梨、铁力木等优质硬木也在这一过程中流入国内市场，保障且丰富了家具的材料供给。

其二，明中晚期吴语区凭借着繁荣的经济、繁华的市镇，吸引了各地工匠云集。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逃生救父》一则故事，便描述了江西工匠张权，幼年时期跟随徽州木匠斧凿学做，后到江苏阊门开木器店凹。与范濂所言：“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互为印证。保障了家具的制作生产。

其三，加快了时尚、思想的传播。市镇网络拉近了城镇间人民的距离，加强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也让新的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有了传播的渠道。市镇的连接使得新兴事物、观念以一种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吴语区人民，这是也士大夫“尚古好雅”的审美观念能够影响社会文化，进而影响到明式家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